原标题：搏命重症高峰
这个冬天，秦宇红已经一个多月没走出医院的大门了。
尽管大门之外，城市的日常生活秩序恢复了许多，街头重现车水马龙，而这位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的急诊科主任，正在遭遇他从业20余年来最艰难的时刻。
过去的一段时间里，他眼见急诊就诊量不断打破纪录，从日常的100余位，涨到四五百位，最多时640位，翻了五倍，120救护车也愈加频繁地出现在急诊楼前。
“这是从来想都不敢想象的。这种量是超出我们的接诊能力。”2022年12月30日，秦宇红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“政府说应收尽收，我们在努力做。”
一天中，除了睡觉，他几乎没时间闲下来，走得快或说话快时，都喘得厉害。智能手表上的监测显示，近来他的睡眠时间保持在5小时左右，夜里也常被科室里的电话叫醒，之后就再也睡不着。即便是坐下来时，整个人也疲惫不堪，但还在硬扛。
刚刚过去的12月，疫情如海啸般席卷中国，直面奥密克戎感染潮的各省、市、县医院多少有些慌张。感染潮带来的海量病人，涌向医院，冲击着发热门诊，冲击着急诊，也冲击着呼吸科与重症病房，使不少地区出现医疗挤兑现象，医院超负荷运行。
如今，从北京各医院情况来看，感染高峰过后，发热门诊就诊量在下降，但急诊并未看到明显的下降趋势，前来就诊的多是老年人，留观、抢救的重症病人数量还在攀升。秦宇红明显感觉到，此刻的北京正在经历“重症高峰”。
“肯定要扛下去，一定不能倒，不能当逃兵。”秦宇红说，“要倒肯定会倒在冲锋的路上，不会背对敌人。”
2022年12月27日，北京丰台，一名病人被送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急诊科抢救室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李强/摄
急诊告急，医护拼命
这家三级医院的急诊科原本只要1个诊室，如今加开到3个，每天每个医生仍要接诊100多位病人，“根本忙不过来”。而有时排队等候的超过100人，病人常需要等四五个小时才能看上病，甚至因此吵闹、打架。
急诊科原本摆放着10张病床，用于急危重病人的抢救与留观，近来最多时塞到41张，“就硬塞，在地上放个椅子（当床）。”但现在，抢救室一点儿加床的空间都没了，呼吸机也用光了，“气管插管的病人有11个，还有六七个上无创呼吸机的。”
秦宇红这些天收到了许多求床电话，但他没办法。“我的硕士同学给我发短信，我不敢给他回，（他）跟我要床位，我真没有。”他无奈地说。
然而，医院里并不只是缺床，在急诊室的氧气管道接口已全被占用，有时要两个病人共用一个氧气接口。医院紧急搬来4个大氧气瓶与5个小氧气罐，“北大国际把所有可能的力量已经支援到急诊了，包括可移动的床、能调用的呼吸机、氧气罐。”
2022年12月27日，北京丰台，北京佑安医院急诊科抢救室内，一名病人正在吸氧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李强/摄
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，急诊内科诊室从3个增加到6个，抢救室床位一度从16张增加至70张，每日抢救近100人次。
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东院区，急诊也在超负荷运转，由120救护车转运入院的急救人数，已打破上半年上海疫情时创下的纪录。急诊内科的诊位，从4个增加到7个，多科室轮流派人支援，但医护时常被淹没在病患的浪潮中。
其实在急诊室，很多东西都缺，但最缺的是人手。
感染潮来临后，病人越来越多，秦宇红和他手下的兵，却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。
“我们防护等级是最早降下来的，没办法，你要工作，所以急诊科最先全部感染。”秦宇红告诉记者，去年11月份，急诊科还设有“红区”，核酸阳性的病人在红区就诊，医护人员进入红区要穿防护服，但到12月份，“全变样了”，红区的病人多到溢了出来，抢救床不够用，医护人员开始忙不过来，穿着防护服工作受限，他们干脆脱下防护服，全力抢救病人。
2022年12月6日，秦宇红也感染了，起初只是低烧，症状也轻，他没选择休息，带病继续干了10天。与此同时几乎每天都有同事因感染而倒下。那时，其他科室的支援还没到，急诊科还靠自己的人手撑着。
“只要不发烧，或者你觉得身体行，就回来上班。”秦宇红说，到12月中旬，一线的医护人员几乎要倒光了，而前来就诊的病人只增不减。
2022年12月16日，秦宇红不得不连续值了四个班，白班，夜班，白班，夜班，“40多个小时没睡觉”。17日，他开始出现呼吸困难、浑身水肿、咳血等症状，嗓子也发不出声音。这个51岁的男人终于倒下了，但只休息了一天，又匆忙回到急诊室。
这位曾带队支援过湖北的医生原以为，三年前的那段日子是他最艰难的时候，但没想到三年之后的现在，“比那时累三倍”。最近，秦宇红很累，心情也有些差，夜里也常常失眠。
为了救治更多的病人，急诊实行两班倒，白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，夜班从下午4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。往日里，一名医生可以管3个病人，但如今要管10个。一些前来支援的年轻医生累得够呛，其他科室的科主任也亲自来值班支援，“两个班下来就受不了了，说‘这也太累了’。”
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急诊科，近来就诊量翻了一倍，急诊科的抢救床位从6张增加到15张，由于缺人，45岁的急诊科医生耿楠常常连续值班24小时，但还是有很多病人要排队等待。
“很多大夫（感染后）真的主动请战，说‘只要我能站着，我就能回来’。”耿楠告诉记者，“哪怕我带病工作，也能够给这个科室分担一部分，能够让病人尽快地看上病。”
在河北，一家二级医院同样面临着医护人员疲惫不堪，但仍拼命救人的情况。
“加班肯定是避免不了的，而且有一部分医生身体也不舒服。”该医院相关负责人冯晓梅告诉记者，“但是没办法，这么多病人，医生肯定得给他治啊！”
很多感染后迅速返岗的医护人员，都觉察到身体状态赶不上感染前，有的一边咳嗽一边上班，有的忍受病痛给患者输液。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室，一位39岁的医生有高血压、糖尿病，原本早就打了辞职报告，“一看疫情了，他就不走了”，感染后硬撑着上了两天班，又开始发烧，最后顶不住了。
这是秦宇红近来很担心的一个问题，在如此高强度、高压力的工作状态下，医护人员倒下怎么办？“这样不可能长久，我也真是顶不住，我热爱这个工作，但我的身体有极限。”只是面对眼前的疫情形势，他还不敢想太多，只是拼命干。
他在感染之后，身体状态也明显不如往日，甚至在带病工作多日后出现呼吸困难、咳血，他一直没去拍CT。“没敢，你要真成了新冠肺炎，肯定得休息了，撑着吧。”秦宇红说。
2022年12月27日，北京丰台，一名北京佑安医院急诊科医生正在查看患者CT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李强/摄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