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代有一代的坎。
酒杯都倒满后，酒局就开始了。
“这就算桐乡第一届青年企业家大会了啊！大家走一个！”大圆桌上20名年轻人纷纷站起，举杯，仰头，倾手，一饮而尽。
水晶大吊灯快要垂到圆桌中心，玻璃转盘上酱汁波士顿龙虾、咖喱珍宝蟹、老北京烤鸭、刺身帆船旋转不歇，茅台酒、中华烟跟聊天话题绵密不绝。所有一切都指向这桌饭最重要的目标——他们要相互认识，相互联结，尽可能成为往后的生意伙伴。
他们每个人，都是一个工厂的接班人。“我们这一桌可就是桐乡羊毛衫的半壁江山。”有人骄傲地介绍。
酒桌上，大家聊起家中工厂的产值，几千万，几个亿的数字不断蹦出；聊起新年计划，“拍视频做个自媒体”“去哈萨克斯坦直播”……豪言壮语里，一个男生吐露心声，他说自己还不知道做什么，想先卖掉妈妈厂里去年库存的大衣，“然后买一辆老款宾利”。
两箱茅台只倒了4瓶，大家就醉了。有人抱着垃圾桶狂吐不止，有人倒在椅子上沉沉地睡去，还有人给自己点了一瓶酸奶解酒，倒入高脚杯喝了起来。
夜深了，故作大人的模仿秀落幕了。
上一代厂长们多在1990年代抓住机会，从国企员工、小商贩、民工……成长为一家家工厂的老板。那一代，创业者的勇气和灵活的重要性超过他们的商业学识和创业方法论。
二三十年过后，经济环境摇摆中，工厂们的根基日渐虚弱。第一代创业者也到了退休时节，他们迫切期望自己辛苦积累的财富和事业如香火般延续。
他们的下一代——出生于1990年代的年轻人，有更好的成长环境、更高的学历背景、更开阔的视野。
而当他们得以正式进入商业社会时，年轻的雄心碰上的是拥挤的竞争氛围、低沉的市场环境、以及不再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老工厂。
2022年11月中旬，我采访了几位工厂接班人，公众口中的“厂二代”。他们大多毕业不久，讲自己给工厂带去的变革、讲如何处理复杂的工厂人事关系、也讲新一代的难题——如何守好家业、抓住飘忽不定的机会；以及作为一个个体，他们从小到大怎么理解那个坚固且巨大的命题：选择。
似乎没有人找到答案。那天饭局酒醒后，一位接班了两年的厂二代说：“其实我很迷茫，大家都很迷茫。”
进入工厂，当一个真正的老板
穿过高铁站的甬道，桐乡就在眼前。余升（化名）拉着行李箱走出车站，南方夏日黏稠湿热的空气迎面扑来。他停在一辆保时捷卡宴前，驾驶座上的是他的叔叔老余，深褐色脸上戴了一副黑框眼镜，双颊深深地凹陷。
“哟，混得不错啊！”余升刚钻进副驾，老余的眼睛就盯上了他手腕上的万国手表。10多年未见，叔侄俩都带着打量的目光。
“你混得更好，戴个百达斐丽。”余升回道。那只表“值五六十万”，是他那只万国的七、八倍。
马路上车流稀疏，大片田野在车窗外后退，四五层的小楼零星地出现，紧接着呈一排、一片地出现。这就是以后要待着的地方了。余升看着窗外想。
在一家“大概三星级还不到”的酒店门前，车停了。没有桌椅，叔侄俩坐在酒店床上聊相互不在场的几年，余升默默消化豪车、名表和经济型酒店共同组成的这场欢迎仪式。——老一辈的生意人爱车、爱表，讲究面子上的排场，但底子里终究节俭。
老余想把在桐乡的服装工厂彻底交给侄子；余升想的却是，此地“盘子大小有限”，只能是他创业路上的“井冈山根据地”。老余为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奉上一份厚礼，一辆奔驰二座的跑车，橘黄色的，“贼骚气”；提完车不久，不想太高调的余升把它换成了一辆黑色的奥迪A6。
在众多厂二代中间，如果按照创业热情、事业野心来排名，余升一定是那种排在最前面的。他从学生时代做生意、开公司，一个月挣过二三十万元，也关过几家公司。他的家族里许多长辈大有作为，财富不菲。被过往经验和上一代托举，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出点什么，他的梦想很具体——要在黄浦江边盖一栋楼。
老余2004年到桐乡打拼，从一名横机挡车工打拼成一家年产值5、6000万元的羊毛工厂老板。十六年后，这家工厂也成为余升留学回国后可接手的事业选项之一，另一个选项在广州，是一个“年产值2亿元的盘子”。余升选了桐乡这家小的练手。
第一个月，老余领着余升出现在桐乡各个高档酒桌上，把人脉悉数传给侄子。余升见人时不忘“把这个圈子大家做生意的模式好好挖一下，看每个人都是靠什么路子来发财的。”
余升到桐乡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：开一家服装销售公司，货从老余的工厂进。他从厂房里要了个30平米的房间，辟出8个工位，招了3个客服，拉上一起留学的几个兄弟，和他们说：“在这个地方干5年，回头我们去太湖边上买个房子，到时候当度假的地儿。”
两个月后，销售公司倒闭了。原因有很多，“其中之一是工厂不太配合”。客户开出46元单件T恤采购价，厂长却报出48元的出厂价，他只好自己另找工厂接单；给一家国企做帽子，厂内没有抗静电纤维，得自己从1688上买原料。
跟着一起干的一位兄弟抱怨，忙活半天，挣不到多少钱。“当时我答应他一年挣200万，我信心满满，以为不难。”余升说。最后公司亏了二三十万元，兄弟失望走了。
“算了吧。先把厂里头事弄好吧。”老余再次发出邀请，余升答应了。“到2025年，我肯定会离开的。”他不忘跟叔叔强调。
余升接手的工厂厂房
11月的一天，我坐在余升的办公室，眼前的他平头、圆脸，没有过往故事里嚣张的富二代痕迹，他已经管理老余的工厂两年，坚持称自己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“厂二代”——他还没确定要接班。
采访当天，余升穿一件纯黑色羽绒内胆服，是工厂里打板用的样衣，也是他冬季常穿的工作服。“（我）比较粗放。”他办公室的桌子是从会议室里拖来的；桌面上，几只一次性塑料杯都留了一半茶水，泡着十几根烟头；灰白色铁皮书柜和黑色真皮沙发都覆着一层薄薄的灰。
“现在还不是讲究的时候。”余升迈着大步走到对门——“总经理办公室”，推门而入，“一般会客我都来老余的这一间”。在一张金丝楠木根雕的茶台旁，他娴熟地烧起茶。
老余的这间办公室大了一倍，桌子用的是桐乡老板间最常见的、气派的红棕色大班台，桌面锃亮。办公桌正对的墙上挂着一张大屏幕，上面是整个工厂监控画面，工人们变成彩色小点在车间里来回移动。我凝视着监控画面，就像进入了高等生物的大脑，掌控一切信息的瞬间也明白过来：谁是这里真正的老板。
让老工厂变成现代企业，没那么简单
余升觉得工厂改革是必须的事。他考察了各个部门，罗列了一堆问题：“数据造假，对不上的货物足有3万件；核价不科学；老员工独大……”
老余却不在乎这些。他没有什么高深的管理理念，仍像年轻时一样重情重义、“喊打喊杀”。2004年，老余当横机挡车工时，被一大堆工人围住，他提着刀喊：“谁敢动我，我先把谁砍了。”其他厂来挖他工厂的员工，他得知后怒气冲冲：“妈的，我跑去给他厂砸了！”有员工不想签竞业协议，当着客户的面儿，他冲上去就要挥拳。
“我理解不了，为什么那么冲动？大不了让他滚蛋好了。”余升代表了互联网文化滋养出的年轻人，即使身在工厂，他仍渴望引入一套现代企业管理办法，还总是把“中台”“迭代”这样的词挂在嘴边。
轮到他管工厂，余升选择了最朴实的接轨办法——轮岗。他把每个部门、所有业务都干一遍，包括抽几天踩缝纫机，拿着小剪刀剪防晒衣上的线头。
“和工人说话时，你得降维。”余升总结经验。紧接着，他把语言体系切回互联网模式：“作为一名管理者，要懂底层的逻辑，还要会赋能手底下的人。”
工厂仓库里盘点好的拉链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