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暴风雨”中的徽商银行迎来新掌门人。
75后，原民生银行总行私人银行部总经理、合肥分行行长孔庆龙，接过了这块“烫手山芋”，将履新徽商银行行长。
尽管外界评价他“既有研究能力，又有实操经验”，但港股投资者却毫无波澜。任职公告发布后的数个交易日，徽商银行股价延续平盘走势。
核心原因是基本面并未改善，徽商银行依旧落后于头部城商行。
2022H1，徽商银行营收191.15亿元，归母净利润72.43亿元。
而同时期，南京银行、宁波银行营收分别达到235.3亿元、294.1亿元，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01.5、112.7亿元。
2022年前三季度，徽商银行归母净利润117.16亿元，南京银行、宁波银行则分别为149.7亿元、171.9亿元。
差距在二级市场更是被进一步放大。
截至2月27日收盘，徽商银行总市值为344.47亿港元，约合人民币305.68亿元，在A股、港股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十，仅为南京银行（1026.1亿元）的三分之一，宁波银行（1954.66亿元）的六分之一。
事实上，徽商银行曾经是中国城商行发展的优秀样本。
18年前，安徽率先解放思想，将6家城商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联合重组，徽商银行应运而生。
10年前，时任董事长李宏鸣领航“出海”，徽商银行成为国内首批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城商行，风头无两。
但时移势易，在此后的零售金融、财富管理、金融科技大潮中，徽商银行却逐渐掉队，如今已沦落平庸。
徽商银行“迟暮”，发展的症结到底在哪？
透视财务报表和公开信息，或许可以用“四座大山”来概括——金融风险高企、资本吃紧、违规经营、股东内斗。
扼住咽喉：公司活期存款高企
存款是商业银行的立行之本。但徽商银行揽储能力较弱，负债端一直承压。
近三个报告期，徽商银行公司客户活期存款占客户存款比分别为35.21%、33.97%、35.98%，大幅高于定期存款。
而公司客户活期存款，往往蕴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，一旦企业需要救急资金，大量抽出活期存款，商业银行便会面临巨大的流动性压力。
另外，公司客户活期存款占比偏高，也容易导致银行出现资产种类、期限错配的情况，进而引发金融风险。
对比之下，南京银行的负债结构更为健康、稳定，公司客户定期存款占据“半壁江山”，活期存款占比在四分之一以下。
宁波银行的负债结构也在逐渐优化。2021年，公司客户定期存款占比超越活期存款占比，2022H1继续上升至47.48%。
杭州银行与徽商银行类似，但负债端的风险明显更大，2022H1公司客户活期存款占比高达47.1%。
揽储能力不够，徽商银行只能以较高利率来吸纳资金。
尤其在同业资金方面，2022H1，徽商银行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的年化平均成本率高达2.75%。
得益于此，近三个报告期，徽商银行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占比分别为8.03%、10.77%、8.27%，远高于上述三家银行。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2020年底，安徽银保监局一连挂出了11张罚单，大部分指向徽商银行同业金融业务。
在对公活期、定期和零售活期利率方面，徽商银行同样大幅高于宁波银行、南京银行。同时，徽商银行给出的零售定期利率也不算低。
这也恰好推动了徽商银行的零售金融转型。2022H1，徽商银行零售客户存款占比上升至38.56%，较2020年上升了5.52个百分点。
再深度拆解生息资产。徽商银行敢于提升负债成本，一方面源于其客户贷款及垫款的收益率较高，2022H1为5%，形象比喻就是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。
另一方面，融资租赁业务为徽商银行提供了高达6.1%的收益率，2022上半年创造了18亿元的利息收入。
基于此，徽商银行2022H1生息资产收益率为4.24%，仅次于宁波银行、南京银行。
同时期，在银行业利差下行的大背景下，徽商银行净息差为2.08%，仅次于南京银行。
总的来看，尽管徽商银行短期实现了“以价补量”，但负债结构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。不解决这个问题，徽商银行未来很难跻身城商行“上位圈”。
游走在悬崖边缘：金融风险堪忧
对公信贷不良率飙升、包商银行遗留资产难解、核心资本吃紧……徽商银行潜藏的金融风险令投资者极度担忧。
2017年，徽商银行旗下餐饮及旅游行业信贷不良率暴增至13.35%。2020年，制造业暴雷，不良贷款规模飙升4.3倍，不良率高达11.85%。2021年，房地产行业不良贷款规模飙升50倍，不良率达到3.19%。
时至2022H1，制造业不良率仍有6.23%，房地产行业不良率继续攀升至3.28%。
受此影响，徽商银行2022H1对公信贷不良率为2.08%，远高于南京银行、上海银行、杭州银行。
而在对公信贷风险之外，徽商银行还承担着包商银行遗留的历史包袱。
2020年11月，徽商银行收购包商银行北京、深圳、成都、宁波四家分行。当年，徽商银行其他地区不良率就达到8.51%。2021年，不良率继续增长至9.77%。
到2022H1，其他地区的不良率终于下降，至6.53%。
尽管资产质量有所好转，但徽商银行2022H1的整体资产不良率仍达到1.56%，仅低于北京银行。而与徽商银行几乎同等资产规模的杭州银行的不良率，仅为0.79%。
拨备覆盖率方面，徽商银行排名倒数第二，2022H1仅为272.97%，仅高于北京银行（194.93%），而杭州银行同期的拨备覆盖率高达581.6%。
令人焦虑的还有徽商银行日益吃紧的核心资本。
首先来看徽商银行的金融杠杆情况。
2017年至2022H1，徽商银行金融杠杆整体处于下降区间。2022H1，金融杠杆倍数为13.383倍，在上述六家城商行中位居第四位。
而与头部股份行、国有大行（10-11倍）相比，徽商银行的金融杠杆倍数明显偏高。
根据中国版《巴塞尔协议III》要求，徽商银行需要提高资本充足率来压制杠杆倍数——我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是5%。
据此来看，虽然徽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直高于中国版《巴塞尔协议III》的监管要求。
但2022H1，徽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却再次大幅下滑至8.07%，在上述六家银行中垫底。
高金融杠杆与“安全垫”不匹配，或许预示着，徽商银行隐含的金融风险有放大的可能。压力倍增的徽商银行，或许正处于悬崖边缘。
「张三」式的经营迷局：屡踩监管红线
金融反腐风暴席卷，徽商银行进入“多事之秋”，曾经的经营漏洞也随之被爆出。
2021年，时任徽商银行总行行长助理、徽银理财董事长夏敏被带走调查。
2022年5月，徽商银行首任董事长戴荷娣被判有期徒刑12年；10月，合肥分行行长何涛接受调查；11月，第三任董事长李宏鸣被安徽省纪委监委调查。
据财新传媒报道，李宏鸣涉案的一个重要线索，或是其在退休前推动了徽商银行给陷入债务困境的丰盛集团融资，“最高时有100多亿元敞口”，后来造成了大规模不良。
对于李宏鸣掌舵时期的徽商银行，中静集团董事长高央在2017年6月曾评价道，公司治理存在问题，不尊重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和知情权。徽商银行无意正视和纠正这种混乱，甚至发展成内部人控制。
到了第四任董事长吴学民时期，徽商银行的合规经营能力也并未提升。
吴学民的任职时间是2017年11月至2021年4月，而这一时期正是徽商银行对公信贷不良率攀升的阶段，并且也是徽商银行投资包商银行出现巨额损失的阶段。
据财新传媒报道，2018年底，包商银行已岌岌可危，但徽商银行仍冒险与其进行同业业务往来。
至2019年，包商银行被接管时，徽商银行已成为其敞口最大的同业债权人，包括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在内的债权敞口高达200多亿元，打折兑付后的损失约有60亿元。
今年1月，吴学民涉嫌受贿罪、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，被提起公诉。
事实上，在徽商银行高管屡屡违法的同时，旗下部分从业人员也多次触碰监管红线。
如2021年，安徽省银保监系统就对徽商银行旗下机构开出了超30张罚单，直指其员工违规向客户转嫁押品评估费、贷款审批不合规、贷后检查不尽职、贷款资金未按合同约定用途使用等问题。
2022年至今，徽商银行已收到10余张罚单，案由包括：贷款不审慎、服务收费质价不符、违规发放个人经营性贷款、贷中审查不严、贷后管理未尽职，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。
在强监管时代，这无疑是不可持续的。总资产超1.5万亿元的徽商银行，已不能游离在金融体系的“灰色地带”。
对于孔庆龙来说，新官上任烧的第一把火，或许应该是让徽商银行赶紧补上合规经营这堂课。
回A路漫漫：股东「内斗」未休
尽管经过8年的筹备与磋商，但徽商银行回A之路仍遥遥无期。
重要原因是：（1）管理层与股东中静系之间的利益纠纷；（2）中静系与杉杉系之间的股权纠纷。
徽商银行管理层与中静系之间的意见分歧由来已久。早在2016年，中静系就对徽商银行境外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提案表示不满。2017年，中静系认为徽商银行利润分配总额过低，提出了新的分红方案。
2018年，矛盾进一步激化。中静系掌门人高央先是拒绝在徽商银行A股上市材料中签字，随后，中静系再次对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表示不满。
归结起来，冲突爆发的关键点是，中静系希望多分红来获取更大的收益，而徽商银行管理层则担忧派发股利更多，会导致资本充足率承压，制约银行长期发展。
最终的结果是，中静系并未如愿。高央开始四处奔走，寻找接盘方，以套现回笼资金。
郑永刚成为了第一个买家。双方约定，由杉杉控股受让中静新华所持全部徽商银行股权，其中包括中静四海所持51.6524%股权，交易总价为121.5亿元。
但后续交易并不顺利，双方甚至对簿公堂，互相指责对方违约。
今年1月，上海金融法院对该案件作出了判决。判决书称，合同未生效主要过错在于杉杉系在合同订立后失去履行能力。杉杉系应将中静四海51.6524%的股权返还给中静系，中静系应返还杉杉系38.9亿元（另有10亿元借款纠纷未判决）。
对于一审判决，中静新华不服，已向上海高院提起上诉。
有意思的是，股权纠纷还尚未有定论，中静系又找到了新买家。
安徽首富王文银实控的正威集团，意欲以160亿元买入徽商银行约19.77亿股股份。但截至目前，该笔交易尚未完成。
据徽商银行披露，截至2022上半年，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存款保险基金，持股比例11.22%。
但高央认为，中静系对中静四海拥有控制权，中静系仍是徽商银行第一大股东，合计持股比例应为14.23%。
现在很难去评价谁对谁错，因为法院的判决还未最终落地。但对比同业我们能发现，类似的管理层与股东，股东与股东之间的纠纷，并不少见。
例如今年初，民生银行就将股东泛海集团和卢志强告上了法庭。
这其实是国内众多股份制银行、城商行、农商行发展历程的缩影。过去十余年，民营资本躬身入局，为沉闷的中国银行业带来了新的活力，也推动了商业银行治理经营走向现代化。
但与此同时，部分民企也将商业银行当成了自己的“提款机”，频频插手信贷投放、人事任免等重要事务，反而成为了银行可持续发展的“绊脚石”。
民营资本是一把“双刃剑”。因此，未来若正威集团成功入主，徽商银行有可能实现新生，也有可能跳入另一个“火坑”。
但这已是后话。当前的徽商银行已步履蹒跚，新行长孔庆龙应先解决内部的负债结构失衡、资本吃紧和违规经营等诸多问题。
毫无疑问，300亿市值的徽商银行需要大刀阔斧，需要彻底重构，需要找寻到适合自己的航向。
徽商银行走向何方？董财帝与读者们将密切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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