才子，求伯乐猜一生肖（古代文人才子，求伯乐）
古代文人出游
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，一句话便道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历程。对任何人来说，在接受较高层次的文学教育之后，其所思所想已经与当时大部分“文盲”有了显著的区别，虽说不一定每一个文人都能够做到造福社会，但也基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观念和看法。
若是出生于显赫的官宦之家，倒还可以凭借家族的威势与权力来为自己实现这些人生理想铺路，但对更多的下层老百姓来说，寒窗苦读并最后进行考试则是更为稳妥的办法。然而，其中却还有一个更为折中的办法，那便是对拜访各地官吏的一种游历行为——宦游，漂泊千里寻找伯乐，虽然这种行为所依托的基础仍然是才华高低，但却也讲求方法。
古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催生了宦游行为的产生
1、文人们对做官的向往是根本原因
作为接受了高等教育、有别于劳苦大众的群体，文人们的目光早已放的十分长远。种田的想收成，经商的想利润，做工的想技术，文人们自然在想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。虽然因不同的人生经历，不同的文人们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也有所不同，但除了少部分只是为了贪赃枉法的之外，大部分至少还是想的在做官后秉持一颗公正的心来造福百姓。
纵观中国历史，许多有名的文人的记载，都会有着“少有大志”这四个字，就是用来形容其思想的高尚性。正所谓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他们大抵也是如此了。
许多普通农民家庭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专心学习，会尽力避免让其进行繁重的家庭劳务工作，大多数文人也就因此呈现出“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情况。
如果不能在今后考取功名进入仕途，既没有进行以往工作的经验，体力还跟不上繁忙的劳务活动，在封建社会可以说是很难生活下去，“五谷不分，四体不勤”也就是如此了。
做官不仅仅是文人们的向往，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。而为了做官，人们就得拼命的往上爬，方法自然就变得多种多样起来，宦游就是在这种现实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。
2、封建体制的弊端为宦游行为的出现提供了环境
在隋唐以前，中国封建王朝的人才选拔被豪门贵族完全垄断，下层平民百姓如果想要入朝当官，那难度可谓登天。直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由于时代变化，各国对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，礼贤下士的风气盛行无比。
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士阶层迅速崛起，如孔子、苏秦、张仪等人皆曾外出游诸侯只为使自己得到重用，这也是宦游最初的表现形式。
只不过它并非一种确切完善的制度，所以并没有在历史之中长存。其后随着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出现，世家大族再次垄断了官场，平民百姓很难有出头之日。
到了隋唐时期，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现象终于得到改善，那就是科举制度的产生。科举制不问出生、年龄、身份等外在因素，只看参与者能否在试卷上做出一番足以令人满意甚至惊讶的答案。
科举考试
对比之下，这一制度可以说是公平了太多，自然也吸引了众多参与者，其中则以平民百姓居多，“天下英雄，入吾彀中矣”也便是如此了。
但即便如此，仍然有许多文人因各种外部因素，空有一身才华却无法得到施展，如杜甫客居长安十年不得启用，李白也在仕途上郁郁不得志，百般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采取宦游的方式来谋得仕途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随着踏上这条路的文人越来越多，宦游反倒还变得越来越流行，成为一种文化。
宦游，就是到处游历拜访官员来谋得自己仕途坦荡的旅游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用自己的才华来为别人拍马屁，把别人拍到开心的同时，让自己的才能被他所见识到，从而使其产生爱才的心思，然后自己也就会得到赏识了。
虽然这一方法看似有悖文人风骨，充满了投机取巧的意味，但需要明确的是，即便是拍马屁，也得讲方法、有内涵、求技巧。以柳永《望海潮》一词中所言为例，“异日图将好景，归去凤池夸”，描写官员治下的城市之繁华以表明其功绩，又委婉表明了自己想做官的心思，其中程度也恰到好处，不至于引起反感，可以说是高手了。
官员聚会
进行宦游时也需要文人进行缜密的考量
1、选取一个可靠的官员来当作依赖对象
文人们在宦游对象的选取上，并非是随机乱选，而是选择与其本人有着一些渊源的官员：要么跟自己有亲戚关系，要么早已赏识自己，要么经朋友牵线搭桥认识。
试想一下，就算一个文人有才，突然去找一个官员说你来举荐我，见不见得到其本人尚且不说，就算见到恐怕也只是被当作刁民来看待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宦游当中，官员并不需要有多高的地位和显赫的身份，只需要有可供交流沟通的上下级关系便可，毕竟人才是谁都需要的。
2、自己要展露出足够的能力才会受到重视
对官员来说，如果能够为朝廷举荐到真正的人才，对自己只能是有益无害，这也是他们愿意做这种行为的原因。但是，如果举荐到了庸才，自己颜面大损不说，实际利益也会遭到损害，这就要求文人们在宦游时一定要展露足够的能力，否则便注定只能黯然收场了。
而这一点，也是区分趋炎附势和宦游的本质，前者更多的是靠花言巧语，并无真材实料；后者则还是在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进行仕途的升迁。
文人宴会
左宗棠年少时期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不中，灰心丧气之下不再参加会试。但是，左宗棠所展露出来的能力和才气却为当时的许多名流显宦所赏识。
他更是趁着当时的两江总督陶澎回乡探亲的机会，写下“春殿语从容，廿载家山印心石在；大江流日夜，八州子弟翘首公归”的高明对联来夸耀其功绩，使自己得以受到重视并首次进入仕途。
从这段经历可以知道，虽然宦游并非正经做官渠道，但也需要展露出相应的实力才能在这一路途上有所成就。
宦游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
1、首先便是为朝廷提供了更多人才
如果能够通过正规科举来当官，谁又愿意宦游呢？宦游不仅需要离家千里地四处漂泊，只为找到一位愿意举荐自己的官员；还需要随时做好面临失败的准备，心理负担其实是很重的。因此，下定决心参加宦游的大多都是有对自己的才能有足够信心的人，滥竽充数的早已在半途放弃。
古代文人
为了保证自己举荐上去的真的是人才，官员还会对文人进行各方面的考验，再一次提升了这一人才选拔的标准。这就使得最后能够通过宦游途径来成功做官的，其实大多数都是真的有所过人之处。
高适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游的一生。自二十八岁起，他便到处游历，先后投奔李禕、张守珪，并在此期间留下诸多诗作。直到四十六岁时，才受到张九皋的举荐授封丘尉。三年后又在哥舒翰手下工作，之后随玄宗入蜀并奉命讨伐李璘，最后在朝廷站稳脚跟。
高适之所以如此百折不挠地到处宦游为官，其中很大原因就是有自身的才华当作底气，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道理。而如果只有科举考试这一做官方式，如高适这种人怕是只能哀叹命运不公了。从这点来看，宦游还是为朝廷挖掘了不少人才的。
2、文人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宦游风险
以李白在永王李璘手下宦游之时的经历为例。李白曾经写下一首《永王东巡歌》来歌颂永王李璘的丰功伟绩，只为了能够在其手中获得重用。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，我们可以发现李白之所以会选取这个宦游对象，其实是很有道理的。
李白
安史之乱后，李璘坐拥江南这一富庶地区，西南玄宗和北方肃宗两相斗争，叛军又主要集结在北方，因此，李璘是有很大几率成为一代皇帝的。如果一篇诗作能够把李璘哄得心花怒放，自己以后的仕途坦荡不还是手到擒来？
但是“人有失足，马有失蹄”，李白也因为此次宦游行为而摊上了大祸。他作为手下，为李璘作诗以歌功颂德其实并无太大问题，但问题就在于李璘在皇权的斗争中失败了。
“二帝巡游俱未回，五陵松柏使人哀。诸侯不救河南地，更喜贤王远道来”
一句恨不得把李璘捧上天，功盖二帝。若是李璘最后能够成功，李白自然相安无事，但李璘却失败了，以谋朝篡位的罪名被杀。李白的处境一下就危险了，这首诗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反诗，事实也正是如此，李白最后被判流放罪。
古代朝廷
此外，尤其是在唐朝时期，节度使和朝廷呈现出对立状态，一旦选择在节度使下做官，就很难成为朝廷官员了。一旦节度使被消灭，其手下的官员也大多都会被安上反叛的罪名。
做官本身是无罪的，但做哪里的官却是有罪的。这虽然这只是唐朝的极端情况，但即便是在其他朝代，文人们也需要承担各式各样的风险，毕竟古代是十分流行连坐的。因此，通过宦游手段来做官，实属无奈之举。
总结
正所谓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宦游作为一种文人们另辟蹊径的做官方法，它的产生其实是一件很符合常理的事情。尤其是对文人们来说，做官既是他们毕生的奋斗目标，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。而当碰到一些客观因素而不能通过正常渠道做官的时候，宦游就出现了。
